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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关防面面观

我们知道,试卷密封源于我国唐代。据《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号,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科举关防面面观

下载点数:免费 | 作者:李兵 | 点击数: | 评论数:0 |
更新时间:2006/09/14 12:33:00】

科举关防面面观

李兵

光绪三十一年的八月初四日,清廷下诏废止科举制度,距今年恰好是一百年的时间。但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也一直呈现出明显的偏颇状态。为此,笔者在本文中重点介绍和评述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的各项关防制度,希望能借此让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有更多的认识。

澳门新普京app,一、糊名与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

糊名在宋代常称为“弥封”,就是要把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都要封住或者裁去,以防评卷官徇私作弊。糊名法创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但没有在科举考试中普遍使用。宋太宗淳化三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糊名法在省试中开始实行。采用糊名法以后宋真宗高兴地对宰臣王旦等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1〕

糊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客观评卷、公正选拔人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说:“本朝进士,初亦如后制,兼采时望。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因为不再考虑考生平时的真实水平和道德表现,只重考试成绩不重品行,导致进士及第者也不一定是众望所归者的弊端。但是,从科举制度保证公正性的角度而言,糊名的优点是明显大于其局限性的。

北宋国子监学生郑獬的遭遇就与糊名直接相关。郑獬曾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笙竹书院,后来成为国子监生。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记载,国子监选拔考生时,郑獬的成绩只排在第五位,心高气傲的他十分不满意自己的名次。按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祭酒写信表示感谢。而郑獬则在写给国子监祭酒的信中大发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并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将自己比作千里马、巨鳌。国子监祭酒看了以后,暴跳如雷,恨得咬牙切齿。郑獬殿试时,考官恰恰就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考官发誓一定要让他落榜,因此他特地在众多的试卷中找到一份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毫不犹豫地将这份试卷淘汰掉。但是阅卷完毕拆封以后,这位主考官发现被淘汰的试卷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则高中状元。糊名制度的实施是郑獬能逃脱国子监祭酒报复的关键,这也说明糊名是使科举制度走向公正的重要一步。

与糊名帮助郑獬一举成名不同的是,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则因为糊名而名落孙山。据《鹤林玉露》记载:元祐中,苏轼主持礼部考试,他想让李廌考上。在举行考试之前,苏轼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于杨雄论》的文章送给他。苏轼托李廌的朋友将文章送往李家。而李廌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将苏轼的文章放在桌子。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章惇两个儿子——章持、章援来李家拜访,看见放在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就占为己有了,并回去认真揣摩。李廌回家之后,不见苏轼的文章,心中怅惋不已。考试时,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类似。章持、章援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而李廌则因心情烦闷而表现不佳。苏轼认为第一名肯定是李廌,等评阅完考卷拆号时,第一名却是章援,而文笔与章援相同的章持则排在第十位,李廌最终落第。苏轼为此事懊悔不已,作诗送给李廌:“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2〕。如果不是糊名,李廌是肯定高中榜首的。糊名之后,评阅考卷者只能依据程文定等第,这说明糊名法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糊名与誊录实行以后,使庶族与士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以期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他们之间贫富、贵贱的等级界限,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舍原则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有一次科举发榜后,真宗问王旦,在及第人中“有知姓名者否?”周围回答:“人无知者”〔3〕。糊名誊录之后,由于完全是以文取人,这样也就失去了结合考生的平时表现进行录取的优点,当时就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据《吹剑四录》载:“唱名状元严州方梦魁,赐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四名川人杨潮,南省元泉州陈应雷皆瞽一目”,认为这是糊名考校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声誉。但从这一史料记载的结果来看,方逢辰虽然有身体的缺陷,但他是南宋末年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着有《孝经解》一卷、《易外传》、《尚书释传》、《中庸大学注释》等学术着作。这一史料既反映了糊名誊录制度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行,也表明实行糊名誊录之后,科举考试的选拔功能并未受到影响,依然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

客观地说,糊名、誊录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做暗记的形式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关节”。清代通关节的技术也随着科场规制的严密而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还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用襻”,“襻”就是旧时衣服上扣住纽扣的套。往往约定的暗号为两个字,好像古代衣服上的襻扣。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载:杭州有个叫冯培元的探花,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富人的厚恩,想让这位富人的儿子考上,就帮他与人约定在答卷中写两个“襻”字,富人得到“襻”字以后,心花怒放,特意以重金聘请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考试结束后,富人又热情款待誊录书吏。在酒酣之际,这位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富人邀功,说发现试卷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两个字恰好是用于通关节的“襻”字,这位富人舞弊的目的也就落空了。

二、考官选聘与管理

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主考”、“主文”、“有司”等,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是科举公正取士的关键人物,一般由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担任,这是历代都遵循的惯例。

唐代科举考试最初是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但在开元二十四年改为礼部侍郎担任。与唐代主考官是一个专门职位不同,宋代以后主考官逐渐改为临时派遣,皇帝的文学侍臣,如着名文学家欧阳修、苏轼、梅尧臣都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的品级大多高于礼部侍郎。明清时期进一步提高了主考官的品级,清代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为主考,基本上是一正一副两位,都由皇帝从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中选派。会试主考官称为总裁。会试总裁,清初由内阁大臣大员担任,二至七人不等,咸丰后定为四人,一正三副,由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的一、二品官员担任。乡、会试的正、副主考,均为临时差使,没有任期,考试结束以后即归原职。

除主考、同考之外,还有监临、监试和提调等负责考试事务的官员。

从考官的选聘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对于考官的选聘是逐渐严格的,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形成了一套任命程序。不仅如此,担任各级考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也呈上升趋势。这既反映了科举考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又使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得到了体现。这是从考官这一环节保证科举公正性的重要努力。

由于考官是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的负责人和执行者,加强对考官的管理是防止科场舞弊的重要环节。从唐代后期开始,对考官实行锁院制。宋太宗淳化三年正月,翰林学士苏易简被任命为主考官,“既受诏,径赴贡院”,并且将贡院锁起来,以杜绝请托。这是宋代锁院制度的开始,此后成为定制。据《梦粱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条记载:朝廷在任命主考官和其他考务官员的时候,要求朝廷官员到朝堂等候命令,命令下达之后,“其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执乘驭,同考试等官,迎下贡院,然后锁院,择日放试”。主考官入贡院之后,直至考试结束、定出等第名次以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五十多天。而殿试一般锁院三日。锁院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联系,主要是防止泄露考题、通关节等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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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考卷的密封是如何完善起来的

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制度。只有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称封弥,元朝以后叫弥封,明清一直沿用此法,直至科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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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曾经有人击登闻鼓投诉科举评阅试卷不公,后来,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之法,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召集朝中大臣商议后,开始在殿试中使用糊名法,从此,糊名之法不但成了殿试的定例,还被逐步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中去,成了古代“高考”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现如今,高考试卷的上面都有一条密封线,上书“密封线内不准答题”。其实,密封线,是由古代的“弥封”而来。

但是,自从密封试卷实行以来,拥护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别的不说,就拿宋代来说吧,拥护的人有包拯、欧阳修等,反对的人有范仲淹、苏颂等,他们各执一词,述说密封试卷的利弊等等。其实,不管反对的人如何攻击,事实证明,密封试卷是古今“高考”最公平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

弥,《说文解字》解释为“遮盖”。张衡《西京赋》“弥皋被冈”,注释“弥”,犹覆也。《现代汉语词典》说:“弥封,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的地方折角或盖纸糊住,目的是防止舞弊。”

这里仅举两个古人笔记中记载的事例,来说明密封试卷在“高考”中的必要性。还拿宋代来说事吧,一个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事例,另一个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的事例。

在唐代,科举试卷不仅不“弥封”,而且,在阅卷时,还要参考由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行卷,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将自己平时感觉比较满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投于主考官,以便在阅卷时参考。白居易当年就得益于行卷,当主考官看到他平时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大加赞赏。白居易进士及第。行卷,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是,也为作弊开了方便之门,不少人就在行卷上做起了手脚,偷窃抄袭、捉刀代笔之风,一时盛行。武则天当政时期,因吏部招考官员时有舞弊行为,武则天下令,用纸糊上考生姓名,用暗考以定等第。武则天应该是“弥封”的创始人。但是,当时仅在考选官员上运用此法,没有推广到科举考试上来,所以,也没有形成制度坚持下来。

宋仁宗时,国子监有个学生叫郑獬,非常有才气但又非常自负,对国子监选拔考生时把他排在第五很有意见,十分不平。按照惯例,考试结果公布后,被录取的学生要向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写信致谢,在感谢信中,郑獬不但对自己名列第五牢骚满腹,还把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把自己比作埋没的千里马和巨鳌。国子监祭酒看后非常生气,从此衔恨在心。

北宋初年,沿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但是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不断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考试体系。

皇祐五年(1053年),郑獬通过会试后参加殿试,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主考官极力要让郑獬落榜,以报其当年的不逊之仇。当他看到一份试卷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时,立即将其淘汰掉了。但当阅卷完毕拆封以后,发现那份卷子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偏偏中了当年的状元。

宋太宗时,在科举考试中,将考生的姓名、乡贯糊住,决定所录取的试卷后,才拆开弥封,以后便形成了制度。《宋史·选举一》记载:“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

另一件就是苏轼意欲录取李廌而未果的事情了。我们知道,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深得苏轼的赏识。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省试时,认定有份卷子是李廌的试卷,就在试卷上大加赞扬,还对同为考官的黄庭坚吹嘘道:“是必吾李廌也。”并将其设法定为了第一名。可等拆号一看,他录取的不是李廌而是章援,章援成了第一名,李廌却名落孙山。

明道二年,宋仁宗下诏至各州,乡试考选举人,都要封弥卷首。吴自牧《梦梁录·士人赴殿试唱名》载:“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放官。”

那既然密封试卷对“高考”如此之公平,范仲淹、苏颂等又为什么反对呢?他们的观点如出一辙,那就是“高考”试卷密封只看试卷优劣不看平时德才,这与如今一些人的观点又何等相似呀。但正像包拯反驳范仲淹的: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他们“或缘其雅素,或牵手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很容易做出不公的事情,要想维护“至公”的“高考”手段,“高考”试卷密封,依然势在必行。

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出考生的字体。

景德二年,宋真宗特地为河北考生举行专门的省试,第一次使用了誊录法。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又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宋史·选举志一》“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达官贵人的特权被取消了,平民子弟和贵族子弟有了同等应试的环境。

因为试卷弥封和誊抄制度,还产生了一次误会。嘉祐二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在阅卷时,一篇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引起了梅尧臣的注意,此文清新洒脱,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推荐于欧阳修。欧阳修看后,也大为赞赏,本来想评为第一,但欧阳修又一想,世上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非自己的弟子曾巩莫属,选自己的学生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评为第二。拆开弥封后,欧阳修没想到的是,此文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为。苏轼也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欧阳修多次担任主考官,他对实行糊名誊录制度后的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

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捕官,因为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宋真宗受到启发,为防止亲戚关系舞弊,宋真宗下诏,推行“别头试”,即让与考试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移试别头,换一个考区参加考试以避嫌。考官在此期间,住在贡院,等考试结束后再回家,以杜绝托关系递条子走后门。由于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一些平民子弟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宋代的科举制度延续到元明清三朝。元代设立了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和对读官,各司其职,权限分明。清代科举试卷的弥封制更加完备,流程更加严密。先由弥封官将卷面打叠封藏考生姓名,用《千字文》编“红号”。考后由誊录官将试卷用朱笔誊写,称为“朱卷”,送考官评阅。放榜之日,按取中的朱卷红号调取墨卷拆封,唱名写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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